本文发表于：《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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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宣传”乃中共立党之本、开路先锋。“大外宣”，即“对外宣传大布局”，引起广泛关注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其历史相当久远。1949年后，大外宣一直是中共政权重要一翼，涓滴渗漫海外，文革前有效影响西方舆情，文革后亦悄然改变一些海外华媒立场。近二十年，中共不断为“大外宣”拨款输血，全力向海外放送红色意识形态，试图与欧美争夺意识形态制高点。
前 言
文艺复兴“人的意识”觉醒，西欧从君主制向民主制转型，“主义”纷起，各立标准、各绘未来。每一场大型社会运动均起于意识形态飘出的“幽灵”，搅动社会认知，吁求变更秩序。
1917 年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侥幸夺权成功，共产主义甫一落地，即显露狰狞：
粮食产量骤降到1914年前的一半，造成数百万人不是饿死就是流离失所。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最初三年，全国一直处在饥饿状态中。到1921年，共产党政府不得不请求国际援助。1
斯大林时代，苏联受难者高达 2000 ～ 4000 万。2 但苏共全力遮罩真相，自塑英姿，天天放送“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二战后，“东风”一时强劲，共产阵营景象蔚然。
1955 年 12 月，毛泽东谕示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3 “以中国观点报道新闻”，以中共立场裁剪报道、影响舆论，赚取中外“理解”，再“出口转内销”，把这些宣传内容倾销给国内民众。中共政权体制性“大外宣”（对外宣传大布局）成型。
本文简要梳理中共“大外宣”历史资料，力图较直观呈现其发展轨迹及其内在特征。
一、文革前的外宣
“宣传”一直是中共开路先锋。1937 年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为弱小的中共阵营召来成千上万热血知青，是为 “外宣”经典样板。1938 年 1 月，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机关报《新华日报》，1946 年在沪港创办英文版《新华周刊》（New China Weekly）、《中国文摘》（China Digest）。4 是为中共“大外宣”之先声。
1942 年初，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凡有转载，须经毛主席亲笔批示。”5 同年春，“整风运动”，取消党内思想自由，开启资讯层级制，发行仅供高干阅览的《参考消息》。6
1943 年，中宣部长陆定一提出无产阶级新闻学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7 这无异于否定事实的客观唯一性。这种“事实与立场”相结合的宣传手法很快便得到应用：1944 年 9 月 5 日，张思德在南泥湾烧鸦片屋塌而死，报道隐去“鸦片”，说成“烧炭”。8
1949 年后，寰内媒体悉归党营，公器沦为党器，大陆民众从此听不到“不同声音”。1949 年 11 月 8 日外交部成立大会，周恩来公开讲： “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外交无小事”出处）。9 外交取决于内政，外宣取决于内宣，内宣取决于中共内需。
1950 年10 月25 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新华社随军记者接令“三不报”：
1、不报任何战败消息；2、不报志愿军伤亡；3、不报志愿军的“痛苦”。10
许多记者把战场上的悲惨死亡描写成为了保卫祖国“英勇”、“忘我”、“光荣”、“伟大”的牺牲，把阵地失守改写成阵地转移等等。
甚至连志愿军的家信也伪造。新华社随军电讯员姜桂林（1933 ～ ， 1959 年 12 月 27 日于开罗叛逃）吉林老家新建大屋被区长霸占，双亲赶入破败陋室，但这些事情均瞒着他，他在战场上收到的家信全系凭空捏造：
父亲（按：原开养猪场）早已经变成了一个以拾柴为生的乞丐了。母亲早年所积存的衣服已经被迫捐献了，穿在身上的衣服破烂到不能蔽体的程度。从家人的叙述中才使我明白，我在韩国战场上所收到的那些家信，其中描写家庭生活如何这般的优越，都是出自共匪写信队的杰作。……自己身为中共的一个宣传干部，不但自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子，而且骗局还临到了自己的家庭，自己这个骗子也被大骗子所愚弄了。11
中共陆续成立一系列外宣机构：中央外事小组、国际宣传领导小组、国务院外事办、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外文局前身）、中宣部国际宣传处。1952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国际时事宣传的决定》，强调国际时事的报道与评论统一归口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其他媒体只能转载。
1950 年 1 月，英文版《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半月刊）创刊，文革前发行量一度达 12 万份。1952 年 1 月中国福利会（民间身分）外文版月刊《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总发行量达到 20 万份（五种语版）。1964 年《人民画报》14 种外文版发行量高达 58 万份。
外宣口径从最初向苏联“一边倒”到 1960 年代“反帝反修”，视所有欧美国家为敌，光荣孤立，自称唯一“伟光正”。但“新华社对外新闻部向国外发送的新闻很少为国外报刊选用”。12
1958 年，外文出版社制定 1959 年出版计划：中文选题从 200 种跃进至 300 种，外文品种 450 种跃进至 800 种，“准备在三年之内居于压倒美国出版物的地位”。但到 1962 年，出版外文图书 250 余万册，可实际在外国仅发行 57 万余册。13《新中国对外宣传史》不得不承认：“外宣工作的发展并不顺利，对外书刊在西方国家接连碰壁，甚至在一些亚非国家也不时遭遇挫折。”14
对内，中共禁灭异议，单声道自我表扬，自欺欺人。毛泽东明确施行愚民政策（弱民易控）15， 封锁内外信息。《人民日报》只报道“正面”，仅高干才能看到的《内部参考》才稍载实讯。1957 年，引用外电的《参考消息》仅发行 2000 份（省军级）。16 1959 年 6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
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17
1946 年 1 月 11 日重庆《新华日报》，陆定一发文《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18
当年对准国府的矛头，1949 年后成了尴尬的“历史先声”。中国人民 “当家作主”了，但只能得到过滤的“新闻”，甚至要从外电获知本省本城的重要资讯。
中共媒体必须执守党性原则：报道要为政治服务，真实要为需要服务，用选择性资讯强化既定观点，长期引导社会舆论。全国小学生被告知，蒸汽机、电灯电话都是俄国发明。19 还有“中国被迫卷入‘抗美援朝’”、“中国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等等。1963 年发起学雷锋运动，但“雷锋的很多事迹都是伪造的”。20
有相当一批海外白人左翼知识分子被中共媒体误导。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 ～ 1991）曾说：“共产主义不适于美国但适于中国。”21 还说：“中国的革命是很成功的。”22 1983 年，费正清还坚持：“没有一个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泽东。”23 1986 年费正清出版《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991年费正清临终才悟识：
中共政权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自选自任的共党专制政府和以前历代王朝一样，要继续垄断手中的权力。24
遮掩大饥荒
文革前十七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着陆变现——土改镇反、思想改造、肃反反右，祸乱很快从政治思想领域渗漫至经济基础各个领域。1958年“大跃进”摧毁农业生态，粮棉大减产：25
1959 年 1 月全国农业电话会议，副总理谭震林（1902 ～ 1983）估计 500 万人浮肿、7 万人饿死；而周恩来估计 12 万人饿死。其实毛泽东也知道饥荒，但他在转发的报告中却故意淡化饥荒。26 1959 年 4 月 12 日《内部参考》报道《山东省春荒严重》。27
1959 年 2 月 4 日《内部参考》写道：
湖北省新洲县……听到有人来参观，县里马上召集下层干部开会，要食堂把群众生活搞好，并警告群众，不准说没有吃饱。所以群众都愿意天天有人来参观，这样可以吃得好吃得饱。有民谣：“……省委参观走，稀汤难入口”。……现在农民们有苦不敢说，因为村上的干部开会说：“如有人来村里调查生活情况的时候，只能说我们生活好，每天吃三顿小米饭和玉米馍，不要说没有粮食吃。如果谁说了，就要开大会斗争你们。”28
毛泽东卫士李银桥（1927 ～ 2009）的回忆录写道： 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无法入睡。他起来了……毛泽东的桌子上堆满文件和电报，饥荒已经笼罩全国。安徽、山东、河南等地发来饿死人的绝密电，这些内容只有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才能看到。……国庆节之后，毛泽东立刻南下视察。专列开入山东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着一堆一堆的红旗……（毛）喃喃道：“天灾人祸啊！” 29
上天堂的“大跃进”成了下地狱的大饥荒。实践检验“主义”，大饥荒直击中共政权“合法性”，但中南海密遮紧掖，否认事实，造假自欺。此时，中共高层已知共产之路不通，但“阶级本能”使他们共同维护“大局”。
1960 年 11 月，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柯庆施（1902 ～ 1965）对埃德加·斯诺（1949 年后惟一获允访华美国记者）说：我们现在不是闹饥荒，将来也不会闹饥荒。30
1961 年 2 月 8 日杭州， 毛泽东会见弗朗索瓦 • 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16 ～ 1996，后为法国总统）时说：“中国没有饥荒，只是一时的匮乏。”31
1960 年 1 月 7 ～ 17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1960 年继续“跃进”：
1959年全面跃进，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1959年形势更好。1960年钢产量1840万吨，粮产量6000亿斤，分别比1959年增长33%和11%。32
1960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版 8），张沛的《红旗飘飘》写道：
“赤地千里，饿殍盈野，卖儿鬻女，惨绝人寰”，这些旧中国历次大灾荒的真实写照，今天，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民公社是征服灾荒的最强大的武器。
一位中组部副部长说了实话：下放干部有的严重浮肿走不动路，担架抬进城住院，但还对人说在下面“吃得饱，吃得好”。这位副部长不久就被撸掉了“乌纱帽”。33
铺天盖地高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如何向人民解释如此大反差的食品短缺？为何口粮定量一再下调？许诺与现实反差实在太大。为“不给社会主义抹黑”，公安部重点打击五类分子的“造谣”、“诬蔑”、“反动言论”。云南大理州贫农王某在食堂说“我的小娃饿坏了”，立即以“现行破坏”逮捕，判刑六年。漾濞县农民苏某 1956 年买蚕豆 1.5 斗、1957 年买腊肉 4 斤送胞姐，判刑 1 年、罚款 150 元。34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新华社的食堂都到了吃玉米芯粉35，《内部参考》（限阅 13 级以上）仍密不透风，仅一二处出现“浮肿病人”。全国媒体仍在唱高调，仍在营造“共产党来了苦变甜”，还在宣讲“十年伟大成就”、“今后幸福远景”，澄清“模糊观念”。如 “为什么丰收了、工业发展了，粮食定量一再下降？买不到日用品？”官方的“正确解释”：不是粮食少了，而是吃的人多了；不是东西少了，而是买的人多了。36
1960 年饿殍遍野，四川第四监狱（泸州），肥胖狱吏向饥囚宣教： “共产主义在向我们招手了”。文革时期，监狱王政委谆谆教导犯人： “看大好形势主要看政治，不要光看锅里头、碗里头。”37
不仅剥夺百姓的知情权，高干也大多蒙在鼓里，至多只知所在地区情况，无法获悉全国信息。新华社高干李慎之（1923 ～ 2003），1990年代仍不相信发生大饥荒，不相信张闻天秘书何方（1922 ～ 2017）一天生食 40 多斤白萝卜。1997 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撰序，再知李锐北大荒挨饿，才完全相信发生大饥荒。38
1961 年，侨领陈嘉庚（1874 ～ 1961）仍以为中共救了中国，遗嘱：国民党过去做尽坏事，他们逃到台湾去了，那些人一生自私自利，假公济私，现在还在捣乱。我们必须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归中国。39
2019 年，拙著《赤难史证——大饥荒成因》考证饿死人数至少 4147万。40
欺惑外人
十月革命后，欺惑外人一直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拿手好戏。1919 年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 1866 ～ 1936）的访俄观感如是写道：“我已经见到了未来，它正成为现实。”41
1946 ～ 1949 年国共内战期间，费正清的亲共立场深度影响白宫。余英时说：“他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直接涉及美国的对华政策。”42 费正清说：“1949 年底，杜鲁门政府召集三个人制定对华政策，我建议最好是承认中国的新政府。”43
英国坎特伯雷大教长休立特• 约翰森（Hewlett Johnson，1874 ～ 1966），曾在 1930 ～ 1950 年代访苏、访华期间，高调力挺共产主义政权。
1953 年约翰森出版《中国：新的创造性时代》，宣称在中国看到二十年前苏联出现的“人间天国”：
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宗教性的戏剧，它对贪婪的憎恶和基督教完全一致。……（中国）正在把人从物质占有的本能中解放出来，为建立在更高基础上的新社会铺平道路。……他们的小我消失了。我们梦想了多少年的真正基督教的因素在中国实现了。44
1956 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全球哗然，共产主义浪潮从此拐头下行，一批欧美左翼知识分子将希望转系中共：
法国号称“独立”的大报《世界报》刊载赞扬韩素音充满谎言的书，吸引了很多人去中国旅游朝圣。他们发回的报道写得天花乱坠，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甚至称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真正革命和发动群众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制度……绝口不提随后的镇压。对中国发生饥荒的传言，他们则归咎于“帝国主义的诽谤”。45
1958 年“大跃进”，大外宣也“跃进”——向海外铺设站点。1965 年底，新华社海外分社 51 处，派往 67 国常驻人员 225 名（其中 85名记者）。46
1960 年 6 月 28 日～ 11 月 15 日，埃德加·斯诺再度访华。47 全程中国旅行社安排“波将金式旅行”48，未得陪员同意不得拍照。1962 年，斯诺在美国出版《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否定中国发生大饥荒，称从内蒙走到重庆：
我看不到乞丐、饿得半死的人民、衣衫褴褛的顽童，或集体饥荒的任何迹象。……采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有效的粮食供给制度，共产党目前已成功防止了由于广泛灾荒所引起的传统性的人口毁灭。49
1962 ～ 1963 年斯诺奔走美国 51 所大学及各种论坛各类组织，发表亲共演讲。“他的著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50
1960 年底，英国保守党议员约翰 • 特普（John Temple）参观中国农村，宣称：共产主义切实可行，中国正在飞速发展。51
中共尽量邀请不了解中国的欧美左翼人士访华，容易赚取颂扬。感情决定倾向，这些亲共外国人以“亲睹中共伟大成就”宣扬：中国不仅没有饥荒，还丰衣足食。1959年英国著名诗人赫伯特·里德爵士（Herbert Edward Read, 1893～1968）访华，赞扬人民公社：“不管这个体制叫什么……比统计数字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幸福和满足。”52
1959 年 5 月，前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长博伊德·奥尔勋爵（John Boyd Orr，1880 ～ 1971）访华后说：中国粮产量确实提高了 100%，“现代农业方法已经将中国的粮食产量提高到了与英国相当的水准，并且结束了中国传统的饥荒回圈……”。53
1958 年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 ～ 1995）两度访华后说：（集体食堂）在今天的中国是一种骄傲，与强制或严格控制无关。54
1961 年 12 月法国《世界报》，瑞士经济学家吉伯特·埃提尼（Gilbert Etienne，1918 ～ 2014）写到：
也许一开始就可以说，“普遍饥荒”是错误的——这是我们可以断言为绝对错误观点之一。国民党时期因缺乏最低生活条件而使千百万人丧命的悲惨时代还没有出现。55
1960 年，英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e，1909 ～ 1985）访华后说：
中国不再因饥饿而死。那里可能存在食物短缺和严重饥荒，但没人饿死——不争的事实是，长期困扰中国农民生活的饥荒和对饥饿的恐惧，如今已一去不返。56
1961 年，英国蒙哥马利元帅（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 ～ 1976）访华后感叹：“中国人口非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57
1965 年，英国诺奖学者伯兰特 •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 ～ 1970）则赞叹道：
中国人曾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愿成功是他们的！58
这一时期，“大外宣”也有失败例证。1959 年 9 月～ 1960 年 3 月，对外广播部日语部向日本听众寄发 3500 份调查表，收回 530 张， 270 张没表示意见，80 张赞扬，54 张认为“太单调”、“宣传气味太浓”，14 张认为“不公正不客观”。另有外国听众来信：“听北京广播就像在受训，没有亲切感，不平易近人，宣传有一种喊叫的味道。”1958 ～ 1960 年是中共政权“前十七年”外宣效果最差时段。 1960 ～ 1966 年关闭了一些新华社分社：布拉格、贝鲁特、新德里、波恩、喀布尔、雅加达、阿克拉（加纳）。59
1958年，有荷兰人凭常识质疑中国报纸上的粮产卫星：
你们说在一英亩土地上可以收获14吨大米，是否把稻草也算进去了？60
1960 年5 月中旬，国家副主席兼中共监委书记董必武（1886 ～ 1975）视察淮北，安徽省委将浮肿者藏入草堆或抬上船运走（船翻了，淹死不少人），还让干部穿上新衣在公路旁劳动以蒙骗董必武。最高法院副院长王维刚（1903 ～ 1984）上凤阳视察，亦遭类似的“波将金式”欺骗。61
二、文革时期
1966 年 6 月～ 1967 年，“大外宣”趋于巅峰。1966 年 10 月～ 1967年 11 月，25 种外文版《毛选》发行 460 万册（148 个国家与地区）。62 文革期间小红书（《毛语录》）译成 50 多种文字，总印数 50 多亿册。63 打着“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旗号，以为世界革命在望，大力输出革命，尤其出钱出人支持东南亚与南美共产党武装暴动——学习毛泽东搞农村包围城市。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新加坡、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印尼、印度、斯里兰卡、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及非洲一些国家赤色组织，均得中共资助。64 1980 年，中共才停止对马来西亚、泰国的赤色广播。65
中共甚至向西北欧国家渗透，驻外使领馆向当地民众赠送毛语录毛像章，交谈时先背诵毛语录，上街撒传单，向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但 1966 年起，对外广播听众的来信逐年减少，1970 年跌至最低点。66
1960 年代中共基本停止发布外宣统计数据，文革十年学术杂志停刊。67《新中国对外宣传史》记载：“随著文革的爆发，几乎所有的外宣媒体都一度陷入了混乱乃至瘫痪之中。”68 但十分吊诡，最黑暗的十年文革竟是中共政权海外形象最佳期，“针灸神效”、“大寨成绩”……，外国左翼群体甚至相信：“1967 年的中国是一个很幸福和充满活力的时期。”69 西方左翼知识界也热忱支持中共“继续革命”。
1967 年秋，法国共青团几个干部访华，决心也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回国后发起“插入运动”，数百法国知识青年弃学“插厂”。 1970 年代初，数千法国知青再掀“回归土地”，坚持七八年，最后偃旗息鼓。70 相当一批西方知青从文革获得灵感，发动种种“反建制”运动，西方学界也有一派认为文革标示人类希望。一些港台青年知识分子认为中共通过文化革命进行自我改造。71
1967 年，台湾作家陈映真（1937 ～ 2016）阅读马列书籍后激情澎湃，认定共产主义为人类找到理想制度，坚信大陆没发生大饥荒，更不认为文革是大灾难，秘密成立“共产主义学习小组”，被捕蹲狱七年。72 陈映真终生亲共，认为不可全盘否定文革，支持“六四”镇压学运，1990 年代定居并逝于北京。73
1972 年，费正清说： “毛泽东的革命”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数百年来仅此一见的“最好的事”。74
费正清认为文革乃“影响深远的道德十字军远征”，将人性引向“自我牺牲和为别人服务的方向”，并认为中共依靠道德而非法律管理中国，值得美国仿效。75
1972 年美国教友派代表团访华报告说：
我们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诚心拥护他们的政治制度……从中国人民的观点来看，这个政治制度已为他们带来真正与持久的福利。在以经济安定取代赤贫、秩序取代混乱、公正取代压迫、强盛取代衰弱、民族自尊取代辱权丧国方面，过去的几届政府均告失败，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成功地做到了。76
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 1943 ～ ）写道：
1970年代初期，这种对毛治下的中国有利的观点在美国意见领袖之间已广泛为人接受。……大多数电视记者均赞扬中国人民的纪律与公德心。……当时一些美国作者不仅认为“毛主义”可为第三世界提供一种宝贵的新发展模式，甚至相信它对西方已开发国家中的某些问题，诸如犯罪、社会疏离感与生态污染等，也可能是灵丹妙药。……当时许多中国事务专家的确对文革期间普遍存在的暴行一无所知。……美国当时几乎全盘接受中国官方宣称的一切。77
由于对中国实情了解太少，“从不将人往坏处想”的欧美左翼人士竟完全相信中共安排的“访问”（只接触官方人员），西方出现一股对中共 “成功实验”的歌颂浪潮。1966 年美国学者薛曼（Franz Schurmann， 1926 ～ 2010）出版《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美国汉学 研究生兴奋不已，此书告诉他们：中共制度很完美，上层精英讨论形成政策，通过严密组织传达基层。1973 年，“颂共”仍在继续。
黎安友说：
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外界一无所知。一位学者根据香港地利所观察到的迹象发表了一篇饥荒的文章，大多数学者表示怀疑，说他证据不足。当凌耿在台湾国安单位的协助下，以他红卫兵的亲身经历出版《天雠》这本书，揭露红卫兵的残暴行为，外国也拒绝相信，认为它是反共的意识形态的宣传。
……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们非常敬重他们所谓的“毛泽东实验”。一个叫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的团体派了两个代表团到中国，回来后发表了赞扬中国的正面报道的书，称赞它正在创造一个理想化的社会，追求平等、发动群众以集体主义的方式求发展，男女平等，用调解的方式处理社会冲突等等。1970年代初，我在哥大的同事奥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和其他可敬的学者们编了一本书《中国发展经验》，谈及中国在公共卫生、环保、小企业等方面很棒的创举，要求我们向中国学习。这些正面的观点来自于被中方引导的参观和汇报。
1973年我也随著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去了……我们听官员们冗长的“简单介绍”，一切都通过翻译……然后集体在那个单位中走访一圈。你无法脱离团体，无法私下里与任何人做任何实质性的交谈。……当时访问中国回来的人写的书和文章，都是按照在中国短期访问的见闻写出的，这些书受到欢迎。78
1974 年，英国史家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 ～ 1975）说：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79
国府反共元老邹鲁之子、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1918 ～ 1999），其著中反复表示：深深理解“中国专制政治存在的合理性”，对文革与“农业学大寨”深情向往。1980 年代，邹谠获聘中国社科院名誉研究员、北大名誉教授。80
1973 年春，美国西雅图大学，逃港清华生吴树仁演讲会，一位左翼教授诘问：
美国有什么自由？美国参加越战，迫使中共集中力量对付此一战事，无暇顾及“国内”，而使成千成万的中国大陆人民饿死，这责任应由美国来负才是。81
2016 年纽约新学院，中国流亡学者徐友渔（1947 ～ ）讲演“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一群白人左翼知识分子到场诘问：“徐教授，我们都知道文革很好，为什么你要说文革不好？”82 这番认知可谓“大外宣”标准铸件之一。
文革时期，神州水深火热。1976 年中国人均GDP $165.68（￥316），是年美国人均GDP $8592.25，中国仅为美国的 1.93%。83 1957 年全国职工均薪￥624，1976 年为￥575，十九年不增反跌￥49。84
欧美左翼知识分子因逆反心理嫌恶西方而向往东方。1954 年5 月法国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偕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访苏，回法国发表演讲（后承认撒谎）：
苏联公民能比我们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评政府。……在苏联有绝对的批评自由。……苏联人民不是不可以自由出国旅行，而是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美丽的祖国。85
这一时期，中共也受到外宾批评。1977 年 6 月，1960 年曾采访周恩来的英国记者格林，致函新华社：
我坦率地说，你们的对外宣传是失败的，你们的对外宣传没有说服力，有的东西反而引起外国人的误解……86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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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贾斯帕·贝克尔（Jasper Becker）：《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姜和平译，明镜出版社（香港）2005 年，页 66。
【美】兹·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ński）：《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1989），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 年，页 32。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北京）1983 年，页 182。
习少颖：《1949 ～ 1966 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武汉）2010 年，页 16。
舒群：《枣园约稿宴》，《众说纷纭话延安》，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 年，页 299。
朱鸿召：《唯读《解放日报》》，《上海文学》2004 年第 2 期，页 78、83、84。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 9 月 1 日。《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北京）1987 年，页 6。
于浩成：《九一忆往》，新世纪出版及传媒公司（香港）2016 年，页56。
《周恩来年谱·1949 ～ 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9 年，页 10。
姜桂林：《“新华社”十二年》，正声广播公司（台北）1962 年，页 97~98。
同上。
习少颖：《1949 ～ 1966 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页 68、18 ～ 19、133、125。
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资料选编（1）》，新星出版社（北京）1999 年，页 140、287。转引自习少颖《1949 ～ 1966 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页 137、287。
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14 年，页104。
李慎之：《“大民主”与“小民主”一段公案》，《百年潮》（北京）1997年第 5 期，页 4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4年，页 106。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北京）1995 年，页 136。
陆定一：《人民的报纸》，《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北京）1987 年，页 72。
侯凤菁：《裴多菲俱乐部真相》，《炎黄春秋》（北京）2008 年第 5期，页 75。
同注释 8。
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14 年第 2 版，页 529。
梁恒：《费正清教授的思想与生活》，《知识分子》（纽约）1984 年10 月号，页 5。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4 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3 年，页 258。
《费正清论中国》，薛绚译，正中书局（台北）1994 年，余英时序、页 466。
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 ～ 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哈尔滨）1985 年，页 472。
【荷】冯客（Frank Dikötter）：《毛泽东的大饥荒》，郭文襄等译， INK 印刻公司（台湾）2012 年，页 104。
新华社（北京）：《内部参考》第 2750 期（1959 年 4 月 12 日），页2 ～ 3。
新华社（北京）：《缺粮情况》，《内部参考》第 2702 期（1959 年2 月 4 日），页 28。
李银桥：《在毛主席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1991 年，页 264、266。
【美】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即《今日红色中国》，新民译，新华出版社（北京）1984 年，页 424 ～ 425。）
【荷】冯客（Frank Dikötter）：《毛泽东的大饥荒》，页 203。
《毛泽东年谱（1949 ～ 1976）》第 4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3 年，页 303。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上册，明报出版社（香港）2007年，页 361。
《云南省志》第 55 卷（审判志），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1999 年，页 242。
丁抒：《人祸》，九十年代杂志社（香港）1996 年（修订版），页231。
高华：《历史的记忆：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 年 8 月号，页 75。
严家伟：〈来自中国古拉格群岛的报告〉，《观察》（美国）2006 年 8 月。《严家伟文集》（一），2010 年自印本，页 14。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上册，页 375。
李梦桥主编：《中国世纪名人遗嘱遗书遗言遗作》，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页 245。
裴毅然：《赤难史证——大饥荒成因》，秀威资讯公司（台北）2019年，页 356 ～ 358。
原文是I’ve seen the future and it works. 出自Ella Winte（林肯·斯蒂芬斯之妻）《红色的美德》，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出版社，1933。
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页 522。
梁恒：《费正清教授的思想与生活》，《知识分子》（纽约）1984 年 10 月号，页 11。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田园书屋（香港）2008 年，页 267、189 ～ 190。
【法】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毛主义与法国知识分子》,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 1996 年，页 320。
何清涟：《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八旗文化 / 远足文化事业公司（台湾）2019 年，页 66。
谭外元、郭六云编著：《斯诺》，辽海出版社（沈阳）1998 年，页171。
1787 年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南巡，宠臣波将金在第聂伯河畔布置可移动假村庄，用画布和演员制造繁荣景象欺骗女皇。
【美】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即《今日红色中国》），新民译，新华出版社（北京）1984 年，页 349、41、312。
张威：《晚年斯诺》（上），《传记文学》（台北）2024 年 1 月号，页 17、页 22（注释 55）。
【荷】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页 203。
【英】贾斯帕·贝克尔：《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页 410 ～ 413。
同上。
贾斯帕·贝克尔：《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页 49。
同上。
同上。
同上。
【英】伯兰特 • 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上海）1996 年，页 1。
习少颖：《1949 ～ 1966 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页 100、144、199。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志》上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 319。
《张恺帆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4 年，页 394。
何清涟：《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页 40。
徐友渔：《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熊景明等主编：《中外学者谈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8 年，页 xxxviii。
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6 年第 3 期。
《李光耀回忆录（1965 ～ 2000）》，联合早报（新加坡）2000 年，页 669 ～ 671。
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页 192 ～ 193。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4 版，页 242。
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页 160。
梁恒：《费正清教授的思想与生活》，《知识分子》（纽约）1984 年 10 月号，页 4。
【法】潘鸣啸（Michel Bonnin)：《失落的一代 : 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 ～ 1980》，欧阳因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9 年，页 434、255。
李怡编：《知识分子与中国》，远流出版公司（台湾）1990 年，页58、85。
寒山碧：《陈映真从共产主义到民族主义》，《争鸣》（香港）第 69期（1983 年 7 月号）。寒山碧：《我的文学足印》，东西方文化事业公司（香港）2019 年，页 156 ～ 157。
激流网：《悼念陈映真：我在台湾所体验的文革》，https://www.jiliuwang. net/archives/33824。
《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 北京）1972 年 10 月号，页 176。转引自《费正清论中国》，薛绚译，正中书局（台北）1994 年，余英时序，页 3。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田园书屋（香港）2008 年，页 190。
【美】黎安友：《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知识分子》（纽约）1985 年 4 月号，页 11 ～ 13。
同注释 73。
黎安友：《中国政治变迁之路》，何大明译，巨流图书公司 ( 台北）2007 年，页 108 ～ 111。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1985 年，页 289。
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2006 年，页 464。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邹谠 /2023658。
吴树仁：《中共的真面目》，民主出版社（台北）1973 年，页 4。
徐友渔：《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匠心文化创意公司（台北）2023 年，页 132。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 年，页 55。《中国、美国历年人均 GDP 数据比较》，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 yearly_per_country/g_gdp_per_capita/chn-usa.html。
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 50 年》，中国计划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 897 ～ 898。
曹长青：《萨特 / 西蒙·波娃的“荒谬存在”》，《开放》（香港）2005年 9 月号，页 88。
戴延年、陈日浓：《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第 1 册，新星出版社（北京）1999 年，页 308。
百万人不是饿死就是流离失所。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最初三年，全国一直处在饥饿状态中。到1921年，共产党政府不得不请求国际援助。1
斯大林时代，苏联受难者高达 2000 ～ 4000 万。2 但苏共全力遮罩真相，自塑英姿，天天放送“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二战后，“东风”一时强劲，共产阵营景象蔚然。
1955 年 12 月，毛泽东谕示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3 “以中国观点报道新闻”，以中共立场裁剪报道、影响舆论，赚取中外“理解”，再“出口转内销”，把这些宣传内容倾销给国内民众。中共政权体制性“大外宣”（对外宣传大布局）成型。
本文简要梳理中共“大外宣”历史资料，力图较直观呈现其发展轨迹及其内在特征。
一、文革前的外宣
“宣传”一直是中共开路先锋。1937 年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为弱小的中共阵营召来成千上万热血知青，是为 “外宣”经典样板。1938 年 1 月，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机关报《新华日报》，1946 年在沪港创办英文版《新华周刊》（New China Weekly）、《中国文摘》（China Digest）。4 是为中共“大外宣”之先声。
1942 年初，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凡有转载，须经毛主席亲笔批示。”5 同年春，“整风运动”，取消党内思想自由，开启资讯层级制，发行仅供高干阅览的《参考消息》。6
1943 年，中宣部长陆定一提出无产阶级新闻学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7 这无异于否定事实的客观唯一性。这种“事实与立场”相结合的宣传手法很快便得到应用：1944 年 9 月 5 日，张思德在南泥湾烧鸦片屋塌而死，报道隐去“鸦片”，说成“烧炭”。8
1949 年后，寰内媒体悉归党营，公器沦为党器，大陆民众从此听不到“不同声音”。1949 年 11 月 8 日外交部成立大会，周恩来公开讲： “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外交无小事”出处）。9 外交取决于内政，外宣取决于内宣，内宣取决于中共内需。
1950 年10 月25 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新华社随军记者接令“三不报”：
1、不报任何战败消息；2、不报志愿军伤亡；3、不报志愿军的“痛苦”。10
许多记者把战场上的悲惨死亡描写成为了保卫祖国“英勇”、“忘我”、“光荣”、“伟大”的牺牲，把阵地失守改写成阵地转移等等。
甚至连志愿军的家信也伪造。新华社随军电讯员姜桂林（1933 ～ ， 1959 年 12 月 27 日于开罗叛逃）吉林老家新建大屋被区长霸占，双亲赶入破败陋室，但这些事情均瞒着他，他在战场上收到的家信全系凭空捏造：
父亲（按：原开养猪场）早已经变成了一个以拾柴为生的乞丐了。母亲早年所积存的衣服已经被迫捐献了，穿在身上的衣服破烂到不能蔽体的程度。从家人的叙述中才使我明白，我在韩国战场上所收到的那些家信，其中描写家庭生活如何这般的优越，都是出自共匪写信队的杰作。……自己身为中共的一个宣传干部，不但自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子，而且骗局还临到了自己的家庭，自己这个骗子也被大骗子所愚弄了。11
中共陆续成立一系列外宣机构：中央外事小组、国际宣传领导小组、国务院外事办、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外文局前身）、中宣部国际宣传处。1952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国际时事宣传的决定》，强调国际时事的报道与评论统一归口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其他媒体只能转载。
1950 年 1 月，英文版《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半月刊）创刊，文革前发行量一度达 12 万份。1952 年 1 月中国福利会（民间身分）外文版月刊《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总发行量达到 20 万份（五种语版）。1964 年《人民画报》14 种外文版发行量高达 58 万份。
外宣口径从最初向苏联“一边倒”到 1960 年代“反帝反修”，视所有欧美国家为敌，光荣孤立，自称唯一“伟光正”。但“新华社对外新闻部向国外发送的新闻很少为国外报刊选用”。12
1958 年，外文出版社制定 1959 年出版计划：中文选题从 200 种跃进至 300 种，外文品种 450 种跃进至 800 种，“准备在三年之内居于压倒美国出版物的地位”。但到 1962 年，出版外文图书 250 余万册，可实际在外国仅发行 57 万余册。13《新中国对外宣传史》不得不承认：“外宣工作的发展并不顺利，对外书刊在西方国家接连碰壁，甚至在一些亚非国家也不时遭遇挫折。”14
对内，中共禁灭异议，单声道自我表扬，自欺欺人。毛泽东明确施行愚民政策（弱民易控）15， 封锁内外信息。《人民日报》只报道“正面”，仅高干才能看到的《内部参考》才稍载实讯。1957 年，引用外电的《参考消息》仅发行 2000 份（省军级）。16 1959 年 6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
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17
1946 年 1 月 11 日重庆《新华日报》，陆定一发文《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18
当年对准国府的矛头，1949 年后成了尴尬的“历史先声”。中国人民 “当家作主”了，但只能得到过滤的“新闻”，甚至要从外电获知本省本城的重要资讯。
中共媒体必须执守党性原则：报道要为政治服务，真实要为需要服务，用选择性资讯强化既定观点，长期引导社会舆论。全国小学生被告知，蒸汽机、电灯电话都是俄国发明。19 还有“中国被迫卷入‘抗美援朝’”、“中国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等等。1963 年发起学雷锋运动，但“雷锋的很多事迹都是伪造的”。20
有相当一批海外白人左翼知识分子被中共媒体误导。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 ～ 1991）曾说：“共产主义不适于美国但适于中国。”21 还说：“中国的革命是很成功的。”22 1983 年，费正清还坚持：“没有一个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泽东。”23 1986 年费正清出版《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991年费正清临终才悟识：
中共政权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自选自任的共党专制政府和以前历代王朝一样，要继续垄断手中的权力。24
遮掩大饥荒
文革前十七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着陆变现——土改镇反、思想改造、肃反反右，祸乱很快从政治思想领域渗漫至经济基础各个领域。1958年“大跃进”摧毁农业生态，粮棉大减产：25
1959 年 1 月全国农业电话会议，副总理谭震林（1902 ～ 1983）估计 500 万人浮肿、7 万人饿死；而周恩来估计 12 万人饿死。其实毛泽东也知道饥荒，但他在转发的报告中却故意淡化饥荒。26 1959 年 4 月 12 日《内部参考》报道《山东省春荒严重》。27
1959 年 2 月 4 日《内部参考》写道：
湖北省新洲县……听到有人来参观，县里马上召集下层干部开会，要食堂把群众生活搞好，并警告群众，不准说没有吃饱。所以群众都愿意天天有人来参观，这样可以吃得好吃得饱。有民谣：“……省委参观走，稀汤难入口”。……现在农民们有苦不敢说，因为村上的干部开会说：“如有人来村里调查生活情况的时候，只能说我们生活好，每天吃三顿小米饭和玉米馍，不要说没有粮食吃。如果谁说了，就要开大会斗争你们。”28
毛泽东卫士李银桥（1927 ～ 2009）的回忆录写道： 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无法入睡。他起来了……毛泽东的桌子上堆满文件和电报，饥荒已经笼罩全国。安徽、山东、河南等地发来饿死人的绝密电，这些内容只有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才能看到。……国庆节之后，毛泽东立刻南下视察。专列开入山东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着一堆一堆的红旗……（毛）喃喃道：“天灾人祸啊！” 29
上天堂的“大跃进”成了下地狱的大饥荒。实践检验“主义”，大饥荒直击中共政权“合法性”，但中南海密遮紧掖，否认事实，造假自欺。此时，中共高层已知共产之路不通，但“阶级本能”使他们共同维护“大局”。
1960 年 11 月，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柯庆施（1902 ～ 1965）对埃德加·斯诺（1949 年后惟一获允访华美国记者）说：我们现在不是闹饥荒，将来也不会闹饥荒。30
1961 年 2 月 8 日杭州， 毛泽东会见弗朗索瓦 • 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16 ～ 1996，后为法国总统）时说：“中国没有饥荒，只是一时的匮乏。”31
1960 年 1 月 7 ～ 17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1960 年继续“跃进”：
1959年全面跃进，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1959年形势更好。1960年钢产量1840万吨，粮产量6000亿斤，分别比1959年增长33%和11%。32
1960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版 8），张沛的《红旗飘飘》写道：
“赤地千里，饿殍盈野，卖儿鬻女，惨绝人寰”，这些旧中国历次大灾荒的真实写照，今天，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民公社是征服灾荒的最强大的武器。
一位中组部副部长说了实话：下放干部有的严重浮肿走不动路，担架抬进城住院，但还对人说在下面“吃得饱，吃得好”。这位副部长不久就被撸掉了“乌纱帽”。33
铺天盖地高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如何向人民解释如此大反差的食品短缺？为何口粮定量一再下调？许诺与现实反差实在太大。为“不给社会主义抹黑”，公安部重点打击五类分子的“造谣”、“诬蔑”、“反动言论”。云南大理州贫农王某在食堂说“我的小娃饿坏了”，立即以“现行破坏”逮捕，判刑六年。漾濞县农民苏某 1956 年买蚕豆 1.5 斗、1957 年买腊肉 4 斤送胞姐，判刑 1 年、罚款 150 元。34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新华社的食堂都到了吃玉米芯粉35，《内部参考》（限阅 13 级以上）仍密不透风，仅一二处出现“浮肿病人”。全国媒体仍在唱高调，仍在营造“共产党来了苦变甜”，还在宣讲“十年伟大成就”、“今后幸福远景”，澄清“模糊观念”。如 “为什么丰收了、工业发展了，粮食定量一再下降？买不到日用品？”官方的“正确解释”：不是粮食少了，而是吃的人多了；不是东西少了，而是买的人多了。36
1960 年饿殍遍野，四川第四监狱（泸州），肥胖狱吏向饥囚宣教： “共产主义在向我们招手了”。文革时期，监狱王政委谆谆教导犯人： “看大好形势主要看政治，不要光看锅里头、碗里头。”37
不仅剥夺百姓的知情权，高干也大多蒙在鼓里，至多只知所在地区情况，无法获悉全国信息。新华社高干李慎之（1923 ～ 2003），1990年代仍不相信发生大饥荒，不相信张闻天秘书何方（1922 ～ 2017）一天生食 40 多斤白萝卜。1997 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撰序，再知李锐北大荒挨饿，才完全相信发生大饥荒。38
1961 年，侨领陈嘉庚（1874 ～ 1961）仍以为中共救了中国，遗嘱：国民党过去做尽坏事，他们逃到台湾去了，那些人一生自私自利，假公济私，现在还在捣乱。我们必须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归中国。39
2019 年，拙著《赤难史证——大饥荒成因》考证饿死人数至少 4147万。40
欺惑外人
十月革命后，欺惑外人一直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拿手好戏。1919 年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 1866 ～ 1936）的访俄观感如是写道：“我已经见到了未来，它正成为现实。”41
1946 ～ 1949 年国共内战期间，费正清的亲共立场深度影响白宫。余英时说：“他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直接涉及美国的对华政策。”42 费正清说：“1949 年底，杜鲁门政府召集三个人制定对华政策，我建议最好是承认中国的新政府。”43
英国坎特伯雷大教长休立特• 约翰森（Hewlett Johnson，1874 ～ 1966），曾在 1930 ～ 1950 年代访苏、访华期间，高调力挺共产主义政权。
1953 年约翰森出版《中国：新的创造性时代》，宣称在中国看到二十年前苏联出现的“人间天国”：
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宗教性的戏剧，它对贪婪的憎恶和基督教完全一致。……（中国）正在把人从物质占有的本能中解放出来，为建立在更高基础上的新社会铺平道路。……他们的小我消失了。我们梦想了多少年的真正基督教的因素在中国实现了。44
1956 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全球哗然，共产主义浪潮从此拐头下行，一批欧美左翼知识分子将希望转系中共：
法国号称“独立”的大报《世界报》刊载赞扬韩素音充满谎言的书，吸引了很多人去中国旅游朝圣。他们发回的报道写得天花乱坠，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甚至称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真正革命和发动群众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制度……绝口不提随后的镇压。对中国发生饥荒的传言，他们则归咎于“帝国主义的诽谤”。45
1958 年“大跃进”，大外宣也“跃进”——向海外铺设站点。1965 年底，新华社海外分社 51 处，派往 67 国常驻人员 225 名（其中 85名记者）。46
1960 年 6 月 28 日～ 11 月 15 日，埃德加·斯诺再度访华。47 全程中国旅行社安排“波将金式旅行”48，未得陪员同意不得拍照。1962 年，斯诺在美国出版《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否定中国发生大饥荒，称从内蒙走到重庆：
我看不到乞丐、饿得半死的人民、衣衫褴褛的顽童，或集体饥荒的任何迹象。……采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有效的粮食供给制度，共产党目前已成功防止了由于广泛灾荒所引起的传统性的人口毁灭。49
1962 ～ 1963 年斯诺奔走美国 51 所大学及各种论坛各类组织，发表亲共演讲。“他的著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50
1960 年底，英国保守党议员约翰 • 特普（John Temple）参观中国农村，宣称：共产主义切实可行，中国正在飞速发展。51
中共尽量邀请不了解中国的欧美左翼人士访华，容易赚取颂扬。感情决定倾向，这些亲共外国人以“亲睹中共伟大成就”宣扬：中国不仅没有饥荒，还丰衣足食。1959年英国著名诗人赫伯特·里德爵士（Herbert Edward Read, 1893～1968）访华，赞扬人民公社：“不管这个体制叫什么……比统计数字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幸福和满足。”52
1959 年 5 月，前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长博伊德·奥尔勋爵（John Boyd Orr，1880 ～ 1971）访华后说：中国粮产量确实提高了 100%，“现代农业方法已经将中国的粮食产量提高到了与英国相当的水准，并且结束了中国传统的饥荒回圈……”。53
1958 年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 ～ 1995）两度访华后说：（集体食堂）在今天的中国是一种骄傲，与强制或严格控制无关。54
1961 年 12 月法国《世界报》，瑞士经济学家吉伯特·埃提尼（Gilbert Etienne，1918 ～ 2014）写到：
也许一开始就可以说，“普遍饥荒”是错误的——这是我们可以断言为绝对错误观点之一。国民党时期因缺乏最低生活条件而使千百万人丧命的悲惨时代还没有出现。55
1960 年，英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e，1909 ～ 1985）访华后说：
中国不再因饥饿而死。那里可能存在食物短缺和严重饥荒，但没人饿死——不争的事实是，长期困扰中国农民生活的饥荒和对饥饿的恐惧，如今已一去不返。56
1961 年，英国蒙哥马利元帅（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 ～ 1976）访华后感叹：“中国人口非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57
1965 年，英国诺奖学者伯兰特 •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 ～ 1970）则赞叹道：
中国人曾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愿成功是他们的！58
这一时期，“大外宣”也有失败例证。1959 年 9 月～ 1960 年 3 月，对外广播部日语部向日本听众寄发 3500 份调查表，收回 530 张， 270 张没表示意见，80 张赞扬，54 张认为“太单调”、“宣传气味太浓”，14 张认为“不公正不客观”。另有外国听众来信：“听北京广播就像在受训，没有亲切感，不平易近人，宣传有一种喊叫的味道。”1958 ～ 1960 年是中共政权“前十七年”外宣效果最差时段。 1960 ～ 1966 年关闭了一些新华社分社：布拉格、贝鲁特、新德里、波恩、喀布尔、雅加达、阿克拉（加纳）。59
1958年，有荷兰人凭常识质疑中国报纸上的粮产卫星：
你们说在一英亩土地上可以收获14吨大米，是否把稻草也算进去了？60
1960 年5 月中旬，国家副主席兼中共监委书记董必武（1886 ～ 1975）视察淮北，安徽省委将浮肿者藏入草堆或抬上船运走（船翻了，淹死不少人），还让干部穿上新衣在公路旁劳动以蒙骗董必武。最高法院副院长王维刚（1903 ～ 1984）上凤阳视察，亦遭类似的“波将金式”欺骗。61
二、文革时期
1966 年 6 月～ 1967 年，“大外宣”趋于巅峰。1966 年 10 月～ 1967年 11 月，25 种外文版《毛选》发行 460 万册（148 个国家与地区）。62 文革期间小红书（《毛语录》）译成 50 多种文字，总印数 50 多亿册。63 打着“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旗号，以为世界革命在望，大力输出革命，尤其出钱出人支持东南亚与南美共产党武装暴动——学习毛泽东搞农村包围城市。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新加坡、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印尼、印度、斯里兰卡、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及非洲一些国家赤色组织，均得中共资助。64 1980 年，中共才停止对马来西亚、泰国的赤色广播。65
中共甚至向西北欧国家渗透，驻外使领馆向当地民众赠送毛语录毛像章，交谈时先背诵毛语录，上街撒传单，向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但 1966 年起，对外广播听众的来信逐年减少，1970 年跌至最低点。66
1960 年代中共基本停止发布外宣统计数据，文革十年学术杂志停刊。67《新中国对外宣传史》记载：“随著文革的爆发，几乎所有的外宣媒体都一度陷入了混乱乃至瘫痪之中。”68 但十分吊诡，最黑暗的十年文革竟是中共政权海外形象最佳期，“针灸神效”、“大寨成绩”……，外国左翼群体甚至相信：“1967 年的中国是一个很幸福和充满活力的时期。”69 西方左翼知识界也热忱支持中共“继续革命”。
1967 年秋，法国共青团几个干部访华，决心也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回国后发起“插入运动”，数百法国知识青年弃学“插厂”。 1970 年代初，数千法国知青再掀“回归土地”，坚持七八年，最后偃旗息鼓。70 相当一批西方知青从文革获得灵感，发动种种“反建制”运动，西方学界也有一派认为文革标示人类希望。一些港台青年知识分子认为中共通过文化革命进行自我改造。71
1967 年，台湾作家陈映真（1937 ～ 2016）阅读马列书籍后激情澎湃，认定共产主义为人类找到理想制度，坚信大陆没发生大饥荒，更不认为文革是大灾难，秘密成立“共产主义学习小组”，被捕蹲狱七年。72 陈映真终生亲共，认为不可全盘否定文革，支持“六四”镇压学运，1990 年代定居并逝于北京。73
1972 年，费正清说： “毛泽东的革命”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数百年来仅此一见的“最好的事”。74
费正清认为文革乃“影响深远的道德十字军远征”，将人性引向“自我牺牲和为别人服务的方向”，并认为中共依靠道德而非法律管理中国，值得美国仿效。75
1972 年美国教友派代表团访华报告说：
我们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诚心拥护他们的政治制度……从中国人民的观点来看，这个政治制度已为他们带来真正与持久的福利。在以经济安定取代赤贫、秩序取代混乱、公正取代压迫、强盛取代衰弱、民族自尊取代辱权丧国方面，过去的几届政府均告失败，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成功地做到了。76
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 1943 ～ ）写道：
1970年代初期，这种对毛治下的中国有利的观点在美国意见领袖之间已广泛为人接受。……大多数电视记者均赞扬中国人民的纪律与公德心。……当时一些美国作者不仅认为“毛主义”可为第三世界提供一种宝贵的新发展模式，甚至相信它对西方已开发国家中的某些问题，诸如犯罪、社会疏离感与生态污染等，也可能是灵丹妙药。……当时许多中国事务专家的确对文革期间普遍存在的暴行一无所知。……美国当时几乎全盘接受中国官方宣称的一切。77
由于对中国实情了解太少，“从不将人往坏处想”的欧美左翼人士竟完全相信中共安排的“访问”（只接触官方人员），西方出现一股对中共 “成功实验”的歌颂浪潮。1966 年美国学者薛曼（Franz Schurmann， 1926 ～ 2010）出版《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美国汉学 研究生兴奋不已，此书告诉他们：中共制度很完美，上层精英讨论形成政策，通过严密组织传达基层。1973 年，“颂共”仍在继续。
黎安友说：
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外界一无所知。一位学者根据香港地利所观察到的迹象发表了一篇饥荒的文章，大多数学者表示怀疑，说他证据不足。当凌耿在台湾国安单位的协助下，以他红卫兵的亲身经历出版《天雠》这本书，揭露红卫兵的残暴行为，外国也拒绝相信，认为它是反共的意识形态的宣传。
……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们非常敬重他们所谓的“毛泽东实验”。一个叫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的团体派了两个代表团到中国，回来后发表了赞扬中国的正面报道的书，称赞它正在创造一个理想化的社会，追求平等、发动群众以集体主义的方式求发展，男女平等，用调解的方式处理社会冲突等等。1970年代初，我在哥大的同事奥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和其他可敬的学者们编了一本书《中国发展经验》，谈及中国在公共卫生、环保、小企业等方面很棒的创举，要求我们向中国学习。这些正面的观点来自于被中方引导的参观和汇报。
1973年我也随著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去了……我们听官员们冗长的“简单介绍”，一切都通过翻译……然后集体在那个单位中走访一圈。你无法脱离团体，无法私下里与任何人做任何实质性的交谈。……当时访问中国回来的人写的书和文章，都是按照在中国短期访问的见闻写出的，这些书受到欢迎。78
1974 年，英国史家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 ～ 1975）说：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79
国府反共元老邹鲁之子、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1918 ～ 1999），其著中反复表示：深深理解“中国专制政治存在的合理性”，对文革与“农业学大寨”深情向往。1980 年代，邹谠获聘中国社科院名誉研究员、北大名誉教授。80
1973 年春，美国西雅图大学，逃港清华生吴树仁演讲会，一位左翼教授诘问：
美国有什么自由？美国参加越战，迫使中共集中力量对付此一战事，无暇顾及“国内”，而使成千成万的中国大陆人民饿死，这责任应由美国来负才是。81
2016 年纽约新学院，中国流亡学者徐友渔（1947 ～ ）讲演“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一群白人左翼知识分子到场诘问：“徐教授，我们都知道文革很好，为什么你要说文革不好？”82 这番认知可谓“大外宣”标准铸件之一。
文革时期，神州水深火热。1976 年中国人均GDP $165.68（￥316），是年美国人均GDP $8592.25，中国仅为美国的 1.93%。83 1957 年全国职工均薪￥624，1976 年为￥575，十九年不增反跌￥49。84
欧美左翼知识分子因逆反心理嫌恶西方而向往东方。1954 年5 月法国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偕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访苏，回法国发表演讲（后承认撒谎）：
苏联公民能比我们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评政府。……在苏联有绝对的批评自由。……苏联人民不是不可以自由出国旅行，而是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美丽的祖国。85
这一时期，中共也受到外宾批评。1977 年 6 月，1960 年曾采访周恩来的英国记者格林，致函新华社：
我坦率地说，你们的对外宣传是失败的，你们的对外宣传没有说服力，有的东西反而引起外国人的误解……86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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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贾斯帕·贝克尔（Jasper Becker）：《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姜和平译，明镜出版社（香港）2005 年，页 66。
【美】兹·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ński）：《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1989），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 年，页 32。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北京）1983 年，页 182。
习少颖：《1949 ～ 1966 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武汉）2010 年，页 16。
舒群：《枣园约稿宴》，《众说纷纭话延安》，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 年，页 299。
朱鸿召：《唯读《解放日报》》，《上海文学》2004 年第 2 期，页 78、83、84。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 9 月 1 日。《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北京）1987 年，页 6。
于浩成：《九一忆往》，新世纪出版及传媒公司（香港）2016 年，页56。
《周恩来年谱·1949 ～ 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9 年，页 10。
姜桂林：《“新华社”十二年》，正声广播公司（台北）1962 年，页 97~98。
同上。
习少颖：《1949 ～ 1966 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页 68、18 ～ 19、133、125。
周东元、亓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资料选编（1）》，新星出版社（北京）1999 年，页 140、287。转引自习少颖《1949 ～ 1966 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页 137、287。
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14 年，页104。
李慎之：《“大民主”与“小民主”一段公案》，《百年潮》（北京）1997年第 5 期，页 4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4年，页 106。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北京）1995 年，页 136。
陆定一：《人民的报纸》，《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北京）1987 年，页 72。
侯凤菁：《裴多菲俱乐部真相》，《炎黄春秋》（北京）2008 年第 5期，页 75。
同注释 8。
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14 年第 2 版，页 529。
梁恒：《费正清教授的思想与生活》，《知识分子》（纽约）1984 年10 月号，页 5。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4 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3 年，页 258。
《费正清论中国》，薛绚译，正中书局（台北）1994 年，余英时序、页 466。
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 ～ 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哈尔滨）1985 年，页 472。
【荷】冯客（Frank Dikötter）：《毛泽东的大饥荒》，郭文襄等译， INK 印刻公司（台湾）2012 年，页 104。
新华社（北京）：《内部参考》第 2750 期（1959 年 4 月 12 日），页2 ～ 3。
新华社（北京）：《缺粮情况》，《内部参考》第 2702 期（1959 年2 月 4 日），页 28。
李银桥：《在毛主席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1991 年，页 264、266。
【美】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即《今日红色中国》，新民译，新华出版社（北京）1984 年，页 424 ～ 425。）
【荷】冯客（Frank Dikötter）：《毛泽东的大饥荒》，页 203。
《毛泽东年谱（1949 ～ 1976）》第 4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3 年，页 303。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上册，明报出版社（香港）2007年，页 361。
《云南省志》第 55 卷（审判志），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1999 年，页 242。
丁抒：《人祸》，九十年代杂志社（香港）1996 年（修订版），页231。
高华：《历史的记忆：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 年 8 月号，页 75。
严家伟：〈来自中国古拉格群岛的报告〉，《观察》（美国）2006 年 8 月。《严家伟文集》（一），2010 年自印本，页 14。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上册，页 375。
李梦桥主编：《中国世纪名人遗嘱遗书遗言遗作》，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页 245。
裴毅然：《赤难史证——大饥荒成因》，秀威资讯公司（台北）2019年，页 356 ～ 358。
原文是I’ve seen the future and it works. 出自Ella Winte（林肯·斯蒂芬斯之妻）《红色的美德》，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出版社，1933。
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页 522。
梁恒：《费正清教授的思想与生活》，《知识分子》（纽约）1984 年 10 月号，页 11。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田园书屋（香港）2008 年，页 267、189 ～ 190。
【法】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毛主义与法国知识分子》,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 1996 年，页 320。
何清涟：《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八旗文化 / 远足文化事业公司（台湾）2019 年，页 66。
谭外元、郭六云编著：《斯诺》，辽海出版社（沈阳）1998 年，页171。
1787 年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南巡，宠臣波将金在第聂伯河畔布置可移动假村庄，用画布和演员制造繁荣景象欺骗女皇。
【美】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即《今日红色中国》），新民译，新华出版社（北京）1984 年，页 349、41、312。
张威：《晚年斯诺》（上），《传记文学》（台北）2024 年 1 月号，页 17、页 22（注释 55）。
【荷】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页 203。
【英】贾斯帕·贝克尔：《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页 410 ～ 413。
同上。
贾斯帕·贝克尔：《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页 49。
同上。
同上。
同上。
【英】伯兰特 • 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上海）1996 年，页 1。
习少颖：《1949 ～ 1966 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页 100、144、199。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志》上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 319。
《张恺帆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4 年，页 394。
何清涟：《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页 40。
徐友渔：《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熊景明等主编：《中外学者谈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8 年，页 xxxviii。
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6 年第 3 期。
《李光耀回忆录（1965 ～ 2000）》，联合早报（新加坡）2000 年，页 669 ～ 671。
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页 192 ～ 193。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4 版，页 242。
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页 160。
梁恒：《费正清教授的思想与生活》，《知识分子》（纽约）1984 年 10 月号，页 4。
【法】潘鸣啸（Michel Bonnin)：《失落的一代 : 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 ～ 1980》，欧阳因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9 年，页 434、255。
李怡编：《知识分子与中国》，远流出版公司（台湾）1990 年，页58、85。
寒山碧：《陈映真从共产主义到民族主义》，《争鸣》（香港）第 69期（1983 年 7 月号）。寒山碧：《我的文学足印》，东西方文化事业公司（香港）2019 年，页 156 ～ 157。
激流网：《悼念陈映真：我在台湾所体验的文革》，https://www.jiliuwang. net/archives/33824。
《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 北京）1972 年 10 月号，页 176。转引自《费正清论中国》，薛绚译，正中书局（台北）1994 年，余英时序，页 3。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田园书屋（香港）2008 年，页 190。
【美】黎安友：《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知识分子》（纽约）1985 年 4 月号，页 11 ～ 13。
同注释 73。
黎安友：《中国政治变迁之路》，何大明译，巨流图书公司 ( 台北）2007 年，页 108 ～ 111。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1985 年，页 289。
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2006 年，页 464。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邹谠 /2023658。
吴树仁：《中共的真面目》，民主出版社（台北）1973 年，页 4。
徐友渔：《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匠心文化创意公司（台北）2023 年，页 132。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 年，页 55。《中国、美国历年人均 GDP 数据比较》，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 yearly_per_country/g_gdp_per_capita/chn-usa.html。
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 50 年》，中国计划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 897 ～ 898。
曹长青：《萨特 / 西蒙·波娃的“荒谬存在”》，《开放》（香港）2005年 9 月号，页 88。
戴延年、陈日浓：《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第 1 册，新星出版社（北京）1999 年，页 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