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点击超链接跳转至下载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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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 ：60 年前，毛泽东发动了持续 10 年之久的 “文化大革命”。毛将其命名为 “文化大革命”，意味着它不再是以改变政治、社会制度为目标的革命，而是深入到人内心、并且不限于人内心的彻底革命。它缘起于毛泽东为首的高层分歧和内斗，转而将整个社会动员起来，清洗、铲除明显的和想象的对手，进行所谓 “路线” 斗争。最高领袖的神化，普通民众的狂热，无尽的 “阶级斗争”，法律的荡然无存，个人自由的完全丧失，等等，是那段极端、癫狂岁月突出的特征。据统计，“文革” 至少造成 200 万人死亡1 ——换言之，平均每年至少 20 万；受迫害、牵连者，则难以计数。
对 “文革” 的反省、评价一直是一个问题。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在曾被毛泽东迫害的共产党元老的推动下，官方将 “文革” 定性为 “十年浩劫”、“十年内乱”。但是，他们只是将其归结为毛泽东的严重“错误”，没有、也不愿意追溯到共产党政权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性质。不过，他们还是推动了有限的调整或改革，包括反对个人崇拜、主张 “集体领导”、废除领导人终身制、健全所谓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使得专制统治有明显缓和。
但是，官方这一有保留的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再被一些人接受。例如，1990 年代浮出水面的、被称为 “新左派” 的学派，就认为 “文革” 有 “大众民主” 的创新值得发掘、借鉴。2 除了新左派，还有一些人也转而怀念文革，进行浪漫化描述或想象，认为 “文革” 时期平等、公平、官员廉洁。受教育程度较低、阅读面较窄的普通民众，则相当普遍地不了解官方对 “文革” 的定性，长期陷在对毛泽东的崇拜中。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少中国政治观察者认为，“文革” 不太可能重来了，因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自 2012 年以来，整个世界目睹了新强人、新极权主义统治在中国的迅速崛起。习近平并不依靠群众运动，而是依赖体制、官僚机器，在这一点上更接近斯大林而非毛泽东。但是，推动个人崇拜、追求绝对权威等都让人想起 “文革” 中的毛泽东形象。他还将官方对文革定性修改成了 “艰辛探索”，渲染 “文革” 时期上山下乡经历对自己的培养。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 “文革” ？如何评价上述关于 “文革” 的评价？中国人对 “文革” 的反省问题何在？ “文革” 对于当今中国政治有怎样的影响？如何向后人讲述作为历史事件的 “文革” ？
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邀请了吴国光、郭建、胡平、李大同、高瑜、蔡霞、林垚、李厚辰、李聿脩等 9 位专家和评论人士进行笔谈。他们中大多亲历过 “文革”，也有 80 后、90 后新生代学者。
吴国光（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谈论文革，首先需要定义什么是“文革”。一般认为，这是指 1966 至 1976 在中国发生的那场政治运动。不过，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只有 1966-1968 那三年的政治运动是文革。这种分歧显示的是对文革性质的不同解读。“三年文革论”者认为那是一场民众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的造反运动 ；“十年文革论”者（主要是毛后中共领导层），则指这是一场社会动乱。我取“十年文革”的说法，但不赞成上述“十年论”者对文革性质的定义。我认为，文革是一场由专制政治制度的独裁者所制造的政治整肃、思想洗脑、文化毁灭、社会溃败和经济灾难，其突出特点是对于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粗暴践踏。六十年后的今天，当在中国乃至美国都有人惊呼“文革重来”的时候，我想他们所说的“文革”是符合我对文革的定义的。
但是，我不否认“三年论”者所强调的一点，那就是 ：文革在其早期呈现了民众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的意愿。事实上，如果没有民众 的这种强烈意愿，独裁者是不可能发动起来这场运动的。这一点，即使在毛后中共领导层中，也不是没有人看到。1981 年 12 月，刚刚当了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说过 ：“今天估量‘四人帮’有没有可能 ‘卷土重来’，那就要看现在台上的势力是不是比它更为腐朽。”3 这等于说，作为文革的代表的毛主义原教旨派（即所谓“四人帮”，其实应该加上毛泽东本人）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是因为文革前的中共台上势力本来就很“腐朽”了，而后毛时代的中共台上势力还可能更腐朽。
所以，不管何时，文革重来，有其原因。但是，有原因如此并不等于就应该如此。六十年后反思，我认为，腐朽势力掌权和文革重来一遍，恰恰是一对“甲生乙、乙生甲”的循环共生关系。胡耀邦用的“腐朽”这个说法可能不那么准确，所指当为腐败，即权力的腐败及与之伴随的种种现象。这包括权力本身的滥用、腐化、为所欲为，也包括社会的贫富悬殊、不平等与不公正，还包括政治、经济等制度安排和文化、道德等观念形态不仅无力矫正，反而大力促发这些现象。但凡建制如此“腐朽”，人们难以通过建制解决问题，则反建制的情绪必然高涨，类似文革初年的表现就有可能爆发。而通过这种并非源自公民社会、也非追求个体权利的情绪爆发，专制者可以借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有心者也可能借此走向专制 ；惟专制制度下“腐朽”依然故我，乃至变本加厉，继续制造腐败、不公和民众的无力感等等，形成一个死循环。
也许可以将之称为暴政与暴民的循环共生关系，但必须强调暴政是其中的关键。有人提出所谓“文革的土壤”一说，意指文革现象的社会、文化与民众心理基础。我相信文革现象背后确有深层机理，但认为，与其归因于民众，不如归因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垄断的权力即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也就总会为“文革”现象制造土壤。独裁者可以“恣意”，而独裁者如果具有掌控民众的力量则倍加“妄为”；前者对文明的践踏可以类似文革，后者则必定是文革的全方位、全过程再版。
郭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我想简短地提出几个我这些年来一直在考虑的边缘问题，想说明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和反省还远远没有完成。由于篇幅有限，我只提出问题，不展开讨论，也不必有结论。
1. 出口转内销的文革毛主义
在文革发生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各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群众造反运动 ：反体制，反文化，力争民权（种族平等）、女权、同性恋者权利、性自由，挑战官僚体制和精英政治。但西方国家的群众造反与中国的有本质区别 ：西方国家的造反是在民主制度下群众的自发行为，而不是在极权统治下奉旨听令，被“运动”；前者抨击的目标是自己社会的体制和文化，而后者的既定目标是强化自己的极权体制，或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此时也正是西方当代文化批评理论开始形成的时代。一些左翼理论家隔雾看花，囿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局限，偏爱毛时代的中国，以为那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他们这种盲目借鉴，就使得西方文化批评理论中融进了不少“文革毛主义”（即在 1966-1976 年间逐渐形成、发展，最终大行其道的最激进的毛泽东思想）。
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理论界反思文革，向西方寻求思想资源，本是从与文革及中国现状较为切近的地方开始的，比如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启蒙主义（回顾五四传统）、存在主义、现代心理学、现代派文学等。但是，大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些专注于新鲜理论的国内学者和在国外深造、追随理论大潮的华裔学者，便致力于引介反叛启蒙传统、解构现代民主制度的西方当代文化批评理论，将这套理论全盘套用到中国。他们不见或无视西方文化批评理论中的文革阴影，不顾中国远没有实现现代民主这一现实，而大谈后现代、晚期资本主义，并推崇文革毛主义为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先声。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相比，他们称毛时代的中国为“激进的民主社会”，而后毛时代的政治则是“去政治化的政治”，也就是不再有文革年代的目标、价值、和意义的政治——中国民间及官方否定文革是对六十年代理想主义的背叛。西方文化霸权使中国失去了自我认同，而毛以文革来创造“社会主义新人”，说是重建自我认同的伟大尝试，可惜目标过于高远，“高处不胜寒”，失败了……。4
2. 造反派脸谱化和造反派情结
“造反派”主要是指随着 1966 年 10 月文革第二次启动应运而生的造反派组织及广大成员，或称“造反派红卫兵”。我想要提出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官方历史、官方宣传及大众媒体中造反派的形象问题，二是当年的造反派如今如何评价自己的问题。
官方宣传投鼠忌器，淡化毛泽东的罪责，把紧跟毛的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混为一谈，将领导文革的责任推到他们身上，指称造反派为他们的追随者。在多年来政府压制文革记忆，有意造成集体遗忘的情况下，大众媒体（如影视节目）的传播又加以歪曲，以至于在年轻一代的印象中，文革期间大部分干部和群众都好，而造反派则是一小撮兴风作浪、罪有余辜的坏人——但事实是当年很多群众参加文革运动，他们大部分都是造反派。
我要提的第二个问题叫做“造反派情结”，是指当年的造反派如今在反思文革时出现的一种尴尬状态，可以说是缺乏反省。他们当年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响应领袖的号召，是为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奋斗。在发现自己被欺骗、被利用、被抛弃，乃至最终理想幻灭之后，他们仍然想在过去的黑暗中找出一些亮点，不愿意完全否定造反年代的自己。
造反派情结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比如“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论 ：一个是毛泽东利用群众摧毁政敌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群众“趁机 造反”——是反抗迫害、反抗官僚体制、争取生存权利的文革。趁机泄愤的个人行为自然不能排除，但在严密的极权统治下，造反行为作为一个集体对抗体制的运动，并没有引发革命，也不太可能引发革命。而且，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就在破坏那个一元官方文革的神话的同时， ‘人民文革’不知不觉地又制造出另一个一元的另类文革的神话”。
“人民革命”论背后是一个能否为造反派正名的问题，即造反正义性的问题。当今的文革研究者，多半是当年的造反派。在他们的很多研 究著作中，对毛泽东的对立面的指称多半是含“官僚”一词的各种说法， “走资派”这个称呼已经很少用。但这样说脱离了文革的语境，等于把毛泽东和以他为首的文革派，与官僚和官僚体系对立起来了，好像毛不是体制中人，好像文革真是要反对官僚统治，给民众以自由和民主权利，当年的造反也就是正义的了。
造反派情结还表现为对罪责的躲闪、规避。文革有两次死人高潮，第一次是 1966 年老（红五类）红卫兵屠杀无辜的“红八月”，第二次就是1968 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掌权时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有研究者说，清队罪责的首要责任人是在革委会中真正掌权的军代表，但是，清队任务的具体执行者，即“专案组”成员，包括抄家、审讯逼供、参加外调的人，都是造反派组织成员。他们的责任难以推卸。
还有学者说，造反派是文革中受迫害的最大群体。造反派的确被利用、被抛弃，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被扣上“5 · 16”之类的帽子遭到整肃，有些地方还出现过军队镇压造反派的情况……尽管如此，“最大群体”的说法在事实面前还是站不住脚。实际上，在文革期间受迫害最深、时间最长的群体并不是造反派，而是那些什么派都不是的政治贱民，即被视为阶级敌人的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和家属。而且什么派都想躲开他们，还都参与了对他们的迫害。5
3. 华裔知识界的新膜拜与文革的世界性
近年来，川普（特朗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其背景是被称作“川普革命”的右翼群众运动。美国当下的政治状况中，有诸多因素可以被看作当代超越国度的“文革”现象，如领袖号召群众造反，“砸烂国家机器”，颠覆现存体制 ；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 ；以阴谋论攻击、迫害政敌 ；反智，反科学，反文化 ；个人崇拜等等。
在美国的华裔知识分子中和中国大陆知识界，有很多人成了 MAGA运动的狂热追随者。这个现象在一个支持川普竞选的标题为《一个人的革命 ：震撼世界的特朗普浪潮》的视频广告中可见一斑。6 而且，那些被称作“弹幕”的评论如“天选之子”、“蒲蒲加油”、“未来被写入历史课本，称为 ：红帽子运动”、“泪眼川皇”等等也反映出观众的情绪。
“红帽子”是指许多川普支持者喜欢戴的印有 MAGA 字样的垒球帽，但在这个具体的场合说“红帽子运动”，显然是为对应中国文革初期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实际上，还真有不少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成为热情的 MAGA 支持者。他们早就扔掉了红卫兵袖章，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民主派，对当年响应领袖号召造反的经历，早已有过深切的懊悔和批判性的反思。然而，在摒弃毛时代的极左意识形态之后，以类似当年的执着与热忱来拥戴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并不掩饰独裁意愿的政治领袖，而且伴有“天选”、“川皇”之类近似“万岁”的回声，还是很耐人寻味的。
胡平 (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 ) ：今年是文革 60 周年。在 60 年后的今天， 我们纪念文革，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三层意义。
1、正如昆德拉所说 ：“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我们反思文革的第一层意义就是，反抗中共对文革的歪曲、抹杀与遗忘。在国内的言论空间日益压缩，“文革”几乎成为敏感词的今天，我们的记忆尤其重要。
2、我们再次反思文革的第二层意义是，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独裁，反对暴君以其一个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每一个人之上。研究文革期间的老三届这一代人的学者米鹤都，在概述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时写道 ：“从‘八一八’我们拥向金水桥边，到‘四五’运动我们齐聚纪念碑下，这一箭之遥，我们一代人走了整整十年。”文革初期，这一代人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达到巅峰 ；十年后的四月五日，就在毛还活着的时候，就在毛历来接受臣民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地方，我们对暴君说出了“不”。
在 1979 年全国 13 所高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主办的文学刊物《这一代》的发刊词里写道 ：“真的，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四五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谈起这一代，将会说 ：‘他们交了白卷！一张只代表耻辱的白卷，遮掩了这一代人坚毅的面容。’”可见，这一代痛恨毛泽东的最大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他们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遭到抹煞。毛的最大罪恶，就是让七亿人只准有一个大脑。毛使自己成为巨人，是以我们都成为侏儒为代价的。因此，一个人，只要你还有自尊心，你就该批毛反毛。基于同理，我们必须反对习一尊。
3、再次反思文革的第三层意义是，认清我们的来路，面对未来的挑战。文革浩劫，首先的、主要的、大量的是政治迫害，尤其是针对思想和言论的迫害，是史无前例的思想罪和文字狱。物极必反，这就从反面催生了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必须看到，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并非西方理论的舶来品。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在文革这段最黑暗的时期自发生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的自发性和内生性。以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为例，我们不同于容闳、严复、梁启超和胡适。我们成长于极端封闭的毛时代，没人留过洋，没人有什么家学渊源，没人接受过系统的西方式教育。在那时，我们能读到的西人和前人有关自由主义的论述是如此稀缺，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从自身的经历与反思中，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这也包括一批共产党的理论家，包括一些中共党内的、乃至身居高位的人士。出于对普遍、彻底、残酷、频繁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的共同经验，少数人产生了自由主义理念，多数人则具备了接受这种理念的基础和热烈而真诚的需求。这就造成了一波接一波的自由化浪潮。不但中国是如此，其他共产国家也大同小异。尤其是蒙古。当蒙古国的自由化浪潮高涨，在 1990 年实现了和平的民主转型时，蒙古对西方的开放程度还比不上中国，况且蒙古的历史文化传统也绝不比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包含更多的自由主义因素。
上述说明很重要。既然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本身就诞生于中国本土，那就不存在所谓西方式自由主义是否能移植中国这个假问题。一旦我们认清了我们的来时路，我们就会对今天的抗争更有底气，对未来的前景更有信心。在文革发动 60 周年的今天，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点。
李大同（《中国青年报》原“冰点周刊”主编）：讨论文革，不是看它的表现形式，也不是看文革中发生过什么、为何发生。主要是看文革得以产生的基础条件，以及是否发生变化和这种变化是不是可逆的。
概括起来说，60 年前文革得以发生，大致有如下几个条件，我称之为“毛政七柱”：
1) 国家有一个超级魅力型领袖，无论精英层还是芸芸众生，都对他顶礼膜拜，这使得领袖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大的社会动员力。
2) 国家掌控一切意识形态灌输工具，长年对全民进行洗脑教育，制造出大批毫无独立思考意识和能力的“脑残”民众。
3) 国家掌控所有生存资源， 任何人若不依附体制必无法存活。
1980 年我刚当记者时，遇到过母子三人手持官方批准外出乞讨的介绍信行乞之事。当时我目瞪口呆：“难道乞讨也要官方批准？”母亲说如果没有介绍信，他们娘三个路上就会被公安抓走。中共政权对每个人的生死控制，竟能到这个地步，绝对独步世界。
4) 国家暴力机器无条件地效忠领袖个人，在实施党内外镇压时，没有任何法律底线和人权底线。文革中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发生的对政治贱民（“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包括婴儿在内的野蛮屠杀，与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毫无区别。
5) 国家闭关锁国，严密控制任何外部信息的输入，中共官员阶层和知识界对世界的无知，乃是晚清、北洋、国民政府以降最不堪的，这种无知导致整个国家上层统治集团的粗鄙化。
6) 无论何人，只要不顺从、不驯服于中共及其党魁，必遭国家对其个人及其家人的有组织的迫害，由此制造全民性的政治恐惧。这种恐惧成为毛时代中国人高度内化的精神特征并延续至今。
7) 整个中国社会，没有任何一种有组织的力量能够制约中共及其党魁。一切政权组织或社会团体，均为中共的花瓶、仆从和帮凶打手。
以上七个方面，既是毛泽东时代的基本特征，更是“毛政”的基础条件。正是这些条件的支撑，才产生中国人经历的十年文革浩劫。这七根毛政支柱去掉哪一根，文革都不可能发生。文革是毒树之果，而“毛政”是毒树之根脉。不彻底清理和埋葬“毛政”，文革非但不会离去甚至能出现比文革更为丑恶与极端的历史丑剧。
而今“毛政”的七根支柱依旧存在，中国国运劫难、国人命运悲剧的重演，也会在所难免 ：
1) 个人崇拜（即权力崇拜）这根柱子从未倒塌。尽管不如毛时代那样光鲜，但官方强制“定于一尊”、维护“核心”、“不许妄议”，鼓吹个人崇拜更甚于“毛政”时期。
2) 意识形态洗脑的机制丝毫未变。孩子们从幼儿园到大学，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被强迫洗脑长达几十年。整个中国教育，严厉排斥批判与质疑精神，视独立思考者为异端，以政府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前几年网上热传一帖文：一个老清华大学毕业生，几十年后被拉入他的小学同学微信群。他惊讶地发现小学同学微信群讨论的话题与观点，与他的清华同学微信群惊人相似。他极其困惑地发问 ：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相差甚大的两群人怎么会有这种共性？
3) 国家垄断所有主要经济命脉和资源“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政府的附庸，其合法资产缺乏法治保护。近十多年来对民营企业家的掠夺手段更加卑鄙凶残，早已超过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中共通过对外窃取发达国家科技，超大规模山寨仿制，实行政府补贴、低价倾销于世界市场而获取暴利；对内敲骨吸髓，榨干人民血汗却不提供任何基本福利保障。毛时代体制对个人生死与生存状态的予取予夺，实质上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4) 统治更加依赖国家暴力机器。毛时代国家暴力还有意识形态遮掩——所谓“群众专政”，而今政府使用暴力更加公开化和野蛮化。北京光天化日之下暴力驱赶“低端人口”；各地民众毫无言论权利，被警方动辄“喝茶”训诫、关押、判刑 ；政府强拆民房和强占土地、城管街头暴打小贩、交警野蛮拖拽骑车人等，造成血案已成常态。更有世界罕见的荒诞惊恐场景，众多军人皮靴正步踩踏进入人大会场，以此逼迫人大代表顺从强权意志。
5) 评价社会进步，不只是看发生了哪些变化，更要看是否形成不可逆的国家进步机制。所谓改革开放，被小心翼翼地严格控制在有利于统治的边界上，从来就没有对世界真正开放过。中共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将互联网改造成“中国局域网”，封锁一切对统治不利的外部世界信息 ；政府收缴国民护照，限制国民出国旅游留学……曾经有过的对外开放已经逆回去，再度推行闭关锁国，曾经废除的国家领导人职务终身制，竟然通过修宪逆回去以图连任到死。
第 6 与第 7 两根支柱基本是原装，不必多言。
回顾毛死后的近五十年，“改革开放”不过是又一个术语陷阱，中共固守“四项基本原则”，寸土不让。所谓改革开放的历程，究其实质是中共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步满清后尘，是中共统治阶层闭关锁国的“2.0”或“3.0”版。
归根到底，中国的真正问题不是文革，而是“毛政”。“毛政”一日不除，中国人民的劫难就一日不会终止。摇滚歌手崔健曾说过一句极富哲理的话，不管你多大年纪，“只要毛像还挂在天安门上，我们就是同一时代的人！”信哉斯言！
高瑜（原《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我讲两点 ：
1、总体看，一个甲子，“文革”并未停止。被中共官方认定的“十年浩劫”——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整一个甲子了。这场号称“革命”的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实际是源自法西斯主义与史达林模式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理念，在中国的一场疯狂的政治实践。
这里需要对“一个领袖”作一点说明，文革十年，维护的只是毛泽东一个领袖。这是文革最核心的内容，使得他的“个人迷信”达到空前绝后的顶峰，“四个伟大”和“红太阳”成为他个人的专属名词。
1) 1967 年 1 月他用破坏宪法的“公安六条”为他大搞“个人迷信”保驾护航，保障他可以随意发动群众摧毁党和国家原有的官僚体制，达到他清除身边“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政治目的。
2) 1975 年，他将“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个人理论写入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职位，使得他的“文革理论”成为中共全党奉行的指导思想，决定国家的治理方向。
3) 毛泽东文革中的指示更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是运动爆发与演变的核心驱动力。彻底改变了中国前 17 年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结构，建立起个人专制的硬性国家制度。对外使得国家陷于空前危险和孤立，前苏联差点发动对华核战争；对内造成政治高压、社会动荡、经济濒临崩溃、法治无存、文化教育断层 ；人道灾难空前惨重，冤假错案堆积如山。
2、“六四”屠杀是“文革”继续最明显的证明。37 年前发生的“六四”大屠杀，是 1976 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几位“文革”台上派发动“怀仁堂政变”、抓捕“四人帮”、结束“文革”、开始改革开放之路的终结。责任在邓小平，他可以调动几十万野战军镇压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民主运动，血洗北京城。他权力的依据，依旧是文革建立起来的个人专制的硬性国家制度。从这一点看“六四”就是“文革”的继续。
邓小平在 1970 年代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了对党和国家的实际最高权力后，马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阻止党的高级干部和理论界批判毛泽东的错误。他主导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却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对毛泽东只做“三七开”，肯定毛泽东功大于过，也就是肯定毛泽东建立的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 。1980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 讲话”），向全国人大提出全面修宪建议。1982年 12 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82 宪法》，一直被中共宣传为建立了反对个人专制的硬性制度——实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限任制，并归功于邓小平。这种宣传并不是全部事实。《82 宪法》实际是为邓小平量身定制，只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做了限任制，唯独不包括邓小平担任的国家军委主席职务，实际就是将毛泽东文革中建立的个人专制的硬性国家制度，独独保留给了邓小平。这也是文革的一种继续。
正因此，邓小平在 80 年代，只用一句话就能掀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政治运动，连续拿掉三个党的最高领导人 ：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六四屠杀之后，中国陷于世界孤立，邓小平被迫交出军委主席职务，但是他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进行南巡发表讲话，启动了中国权贵资本主义之路。这充分证明文革中建立的个人专制的硬性国家制度在中国的韧性。
正因为中共这种专政制度的韧性，十八大之后公然提出“两个 30年互不否定”；2018年第 5 次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任期限制，向毛时代的终身制全面回归。“清零 3年”之后，国际环境、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全面陷入危机之中。
蔡霞（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自 1978 年底以来的将近五十年，中国始终被“文革”重来的阴影笼罩着。尽管社会各方精英和中共党内一些人士一再发出反思文革的呼声，然而不仅反思文革本身成为禁忌性话题，而且现实生活中比文革更甚的历史倒退现象一再出现。或许我们在讨论反思文革的同时，也需要对反思的“反思”作一些探究。
反思的“反思”要从 1981 年中共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说起。
1980 年 10 月，中共举行了有党内高级干部、部分理论研究者、军队高层将领参加的内部“4000 人大会”，就如何形成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进行讨论。会议期间争论激烈，焦点在于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讨论中出现了大量尖锐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邓小平压制了这场大讨论。邓小平强调 ：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部分，整个决议不如不做”。正是在这一基调上出台的《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决议》在当时推动了中共党内扫除思想障碍，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但由于未能彻底清算文革、清算毛泽东及毛思想，使此后至今近 50 年来，文革得以死灰复燃的思想基础、制度痼疾和社会心理条件依旧存在。习近平上台后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搞历史倒退，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粗略说来，这个《历史决议》有三大问题 ：
1. 《决议》在本质上是一份高度政治化的总结性文件，其政治功能远大于史学意义上的详尽考证与多角度剖析，为遮掩历史真相、限制对真实历史的深度公开讨论，设立了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邓小平强调《决议》必须有利于维护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强调对史实的追溯“宜粗不宜细”，这使得 60 年代晚期以后出生的许多人基本上不了解文革真相，甚至把薄熙来搞的“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等毛时期曾经流行的做法当作是薄的“创新”之举。
2. 《决议》对毛泽东的“罪错”和毛泽东思想作诡辩性的切割分离，把文革劫难的责任归咎于林彪和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就把毛泽东本人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甩锅给林彪、江青、陈伯达等，给清算毛泽东设置禁区，阻止了本来还能继续推进的思想解冻和理论解构进程，从而一方面使整个中国的思想学术被继续禁锢在以马列毛为圭臬的精神枷锁之中，另一方面利用底层民众对毛泽东时期的扭曲记忆和错误认知，纵容民间的“仇富”心理和仇视现代文明，使得文革式思潮在中国仍有厚实的社会土壤。
3. 《决议》虽然指出存在“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严重制度弊端，但回避了事实上存在的“一党专政”和“领袖个人独裁”等根本性的制度问题，由此就无法深刻认识为何领袖个人的罪错，能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和长时间的全国性内乱等民族浩劫。这不但无法避免类似文革劫难的再次发生，而且将“党的领导”定为国家宪法的根本原则，使得中国难以走出百年动乱的历史迷途。
最后，如果把毛泽东死后的中共党内“4000 人大会”及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与斯大林死后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作比较的话，可以看到，苏共与中共的历史道路和国家命运的分叉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简单说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开启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去斯大林化”进程，为 30 年后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埋下了历史伏笔。而邓小平的阻挡与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则使中共未能实现“去毛化”，并进一步将中共和中国锁死在“四项基本原则”内，一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触动中共体制深层矛盾时，所谓的改革就寸步难行。
就此，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历勃列日涅夫的十七年停滞时期后，戈尔巴乔夫和苏共党内的改革力量重新启动历史前行的齿轮，最终迎来颜色革命。尽管俄国在走向现代民主政治方面还路途艰难，但毕竟迎接现代政治文明的大门已经打开。
而中国在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后，改革基本停滞。胡温时期，尤其是胡锦涛第二个五年任期时，用“不折腾”来抵御来自党内外保守力量与改革力量的两面夹击，最终把一个本有可能在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与现代政治文明接轨的可能前景，生生地反转成习近平上台当“毛二世”，用超过毛时期的高压恐怖统治，使国家陷入长夜无尽的黑暗时期。
就此，关于“反思”的反思十分必要。
林垚（公共知识分子、政治学与哲学研究者）：文革虽然早已过去，但文革结束后官方“反思”对其的定调，却一直在误导与扭曲着中国社会对文革以及对公众政治参与的认知。文革的根本原因，无疑是极权的党国体制 ；至于被广泛用来代表文革的种种符号，譬如大字报、红卫兵、武斗等等，追究到底无非是极权体系强行制造的伪社会运动，是最高领袖个人意志的提线木偶，是指哪儿打哪儿的政争工具。最高领袖想要炮打司令部，大家就炮打司令部 ；想要斗倒接班人，大家就批判接班人是内奸工贼 ；想要侮辱知识分子，大家就揭发知识越多越反动。
反过来，文革期间但凡胆敢写大字报为接班人辩护、敢批评最高领袖的路线政策，最终遭遇都是像遇罗克、张志新那样，被逮捕、被监禁、被割喉、被枪毙。更一般地说，在极权体制下，什么红卫兵、武斗、工宣队、破四旧，只要能做的，必然都是在最高领袖授意下才做得，说话办事都要揣摩最高领袖的心思。今天最高领袖随口一句话，马上会有一堆“红卫兵”像饿狗扑食一样，争抢对“最高指示”的解释权。明天最高领袖改口了，马上又会有新的“红卫兵”应运而生，又后来居上。今天最高领袖觉得可以利用“造反派”去打倒“走资派”，明天最高领袖觉得某些造反派不太知趣竟敢去打扰军队系统，一翻脸就可以下令镇压。说白了，文革时代根本没有什么“造反派”，无非是“清君侧派”、“勤王派”、“颂圣派”、“揣摩上意派”、“为王前驱派”罢了。
换句话说，文革从来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与大众民主。然而后文革时代的官方话语，当然不会触及这一层制度根源，所以除了口头上嚷嚷要防止个人崇拜之外，只好避重就轻舍本逐末地去禁止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顺便借机打压一下西单民主墙等真正来自民间、对专制政体构成压力的呼声。
然而官方这种瞒天过海的洗脑之术，却被包括对体制持批判态度的许多知识分子不加辨析地全盘接受。于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知识界盛行起所谓“告别启蒙”、“告别革命”、批判“庸众”、怀疑大众民主、怀疑社会运动的思潮。这种观念不仅在后六四时代风生水起，而且被大中华主义者们用来批判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占中运动”与“反送中运动”等等。另一方面，这种观念也被对民主政治一知半解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套用到外国语境下，尤其 2010 年代中期以后，针对美国民间反思种族主义遗产的思潮（譬如主张拆除内战时代支持奴隶制的邦联人物雕像），极尽夸张地大喊“白左要破四旧了”、“美国闹文革了”，全然不顾民间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自我革新，与极权统治者自上而下发动的所谓“文革”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混淆，正是过去四十多年官方话语的洗脑结果，也让许多中国自由派在 2010 年代一股脑地倒向了欧美极右思潮、成为了特朗普的粉丝。讽刺的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极右翼在权力加持下有恃无恐地大搞反智政策并破坏民主体制，恰与毛时代高度相似。
可以说，对文革本质的恰当理解，不仅对当代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就连在当代美国也忽然息息相关了。
李厚辰（公共知识分子、“翻转电台”主理人）： 60 年后，1976 年见证文革结束的人应该不会想到，我们今天可以离文革如此接近。2025 年 12 月初，电影《芳华》的解说视频席卷网络，其第三期，数天内达到 1600 万次播放。其中明确表达文革是“未完成的伟大实验”，并将改革开放称为“政变”，赤裸裸地利用《芳华》男主角黄轩的外貌影射王洪文，甚至“黄轩 = 王洪文”已经成为网络热梗。直到该视频被网信部门删除。
在“Bilibili”（中国知名视频网站）上，崇拜毛泽东，崇拜王洪文，怀念文革已经不是亚文化，而是平台主流。60 年后，我们再次离文革如此之近。
但实际上，已经深度市场经济化和金融化的中国，离文革又非常遥远。今天的中国不存在伟大领袖与官僚系统的对抗，也不存在要利用民粹力量颠覆官僚系统来掌握权力的空间。今天的人即便怀念想象中并不存在的文革之“公平”，也不可能接受文革的贫困，也不可能怀念被浪漫化的“人民尊严”，也不可能接受高强度的革命动员，搞上山下乡。甚至如今要让城市青年接受绝对平均主义，或在既有产权制度下，要他放弃自己的 iPhone17，改用红米手机，也有相当难度。字面意义上的“文革复辟”我想已经不再可能。其实 60 年后，我们离文革已经如此之远。
这里需要被理解的是一种真正的危险——数字化、道德化的群众政治。今天的年轻人不可能再被允许组织搞武斗的线下团体，却可以在线上被算法和 KOL（关键意见领袖）动员，变成网络暴力群体。年轻人不可能依靠自己拥有最终裁决权，却可以在党、网信办、平台的裁决权下，充当最基础的网络批判力量。在 2026 年，群众激情动员并不游离于官僚机器之外，而是已经与官僚机器深度共振。国家通过网络审查、算法控制、热搜整治、评论区操控，再加上新的 AI 全面渗透，已经学会驾驭无序的群众道德激情，虽然并不总是每次都有效。
从此，中国的制度问题、分配问题都可以转化为某种敌我问题，某种道德对峙，不管是阶级、性别、国家还是什么。国家精密地控制着草根的激情与愤怒，在国家设定的轨道内释放某种文革式的道德激情。这是比毛时代更精致、更高超的“权力”，如同福柯在《主体与权力》中的描述 ：这是一种“生产性”的，“针对行为的行为”（conduct of conducts），而不只是一种压迫。这种权力逻辑，对于社会是窒息和恐怖的。
文革之近，在其与 60 年前一样，是一种被动员的草根道德激情。文革之远，在于其已经不是 60 年前失控的社会运动，而是被牢牢编织在权力网络中的，被驾驭的激情。所以现在无法像文革一样以其自身的不可持续性被简单终结。这股激情将一直伴随着中共的庞大统治，直到“权力”被彻底改变的一天。
李聿脩（《中国民主季刊》编辑）：王小波写过一篇杂文叫《肚子里的战争》，讲文革期间医生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医院里没有医生了，就从部队里揪了一伙工农兵卫生员来当医生。有的甚至还只是部队的骡马卫生员，连兽医都不算。医院安排就这样的人给病患开膛破肚“掏下水”，而且每回都让生手来做手术，美其名曰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毫不意外，这伙大老粗对“人下水”一窍不通，把肠子掏出来翻了三个小时都找不到阑尾。
王小波调侃说还不如请他来做手术，他虽然同样没学过医，好歹修好过一个闹钟和一台手摇电话机。他说他就不信这伙人不知道自己在胡闹：他们跟借酒劲撒酒疯的人差不多，明知道是胡闹，但胡闹很开心。 1986 年有部电影叫《性命交关》，也讽刺过这种事，可见并非个案，只不过这回负责给人“掏下水”的是医院炊事员，好歹料理下水算是半个内行。
王小波这篇杂文举重若轻，把整个文革都浓缩在里面了。相比之下，读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未免太折磨人了。毕竟季羡林对文革的反省，归根结底就是“折磨人”三个字。这恐怕也是后来年轻人回避文革历史的重要原因 ：有太多暴力、太多肉体上的疼痛、太多精神折磨……层出不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文革结束迄今 50 年，中国社会对文革的反省早已式微，但批判远没结束，甚至谈不上彻底。现在当局反而加强思想管控，民间嘲讽“反思怪”的妖风还大行其道。风气如此，文革遗老遗少出来兴风作浪就毫不奇怪了。
文革怀旧逆流成因十分复杂。冷战结束以后，中东欧各国也出现了怀旧现象。提摩太· 埃希（Timothy G. Ash）对此的解释是 ：因经济发展迟缓、体制低效和现代化不成功，本来激进的共产主义革命意外保留了 19 世纪文化特征，结果形成了一种悖论性的“保守效应”；现在人们的怀旧对象就是被“冷冻”保存下来的、“老欧洲”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彻底切断了现代与传统的传承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还高速发展，这两点很不同于中东欧的共产主义时代。但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政治社会却趋于停滞。文革怀旧逆流与其说是“沉渣泛起”（许章润语），不如说像君特· 格拉斯（Günter Grass）小说《铁皮鼓》主人公奥斯卡那样，是政治社会发育停滞造成的怪胎。这种“停滞”与被“冷冻”保存的中东欧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中国社会发育“停滞”从根本上讲是对文革反省不彻底造成的——遗老遗少们非但不觉得文革有错，反而觉得有必要再搞一次。
2010 年出版的《后共产主义怀旧》（Post-Communist Nostalgia）将怀旧归因于安全感缺失、社会地位落差、对现状不满、对生命意义之捍卫等等，没有一个是要复辟共产主义政权。中国的文革怀旧逆流恐怕兼而有之。即使习近平复辟极权主义，也不能满足一些人狂开历史倒车的胃口。在一些几乎不读文革历史的年轻人那里，文革被幻想成“激情燃烧的岁月”。但这只是浪漫化想象，历史文献中全是灾难。
文革结束至今，普通人在观念跟习性方面有什么长进呢？至今毛泽东 语录仍常见于年轻人的口头禅。至今有人把“枪杆子里出政权”奉为社会变革圭臬（实际落后时代近百年）。一遇到不同意见就要“打倒”、 “消灭”、“铲除”。一提到社会问题就想杀人泄愤。一提到知识分子，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凡表达意见，必先把对方祖宗十八代问候一遍。种种崇尚暴力、轻侮知识、且独断专行的观念和流氓习性，与文革时代一脉相承。甚至在不同政见群体中，文革式思维习惯也依然清晰可辨。假如你自己都抗拒革新，怎么能指望你去推动社会变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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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永毅 “文革中到底 ‘非正常死亡’ 了多少人？——读苏扬的《文革中中国农村的集体屠杀》”，http://www.cnd.org/cr/ZK11/cr651.gb.htm。
参见郭建 “当代做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幽灵”，《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6 年三月号，总第 48 期。
邹雅林，“七见耀邦的情形和感受 “，《百年潮》，2010 年第 7 期，页 50。
参见钱索桥主编 ：《毛泽东时代的海外中国及其回归 ：一部两幕式的跨文化喜剧》（“Mao’s China Abroad, and Its Homecoming: A Comedy of Cross-Cul- turing in Two Acts,” Cross-cultural Studies: China and the World--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Zhang Longxi, edited by Qian Suoqiao.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5: 259-279 ）. “当代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幽灵”，《二十一世纪》，第 93 期，2006 年 2 月: 29-39。“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施米特及其左翼盟友”,《二十一世纪》，第 94 期，2006 年 4 月: 19-25。
参见郭建 “‘造反派情结’ 的缘起、延伸及影响”，《思想》，第 32 期，2016 年12 月: 57-92。
视频广告，见：https://www.bilibili.com/s/video/BV1oi4y1L7zk。 参见郭建“美国的左派文革和右派文革”，《思想》，第 45 期，2022 年 7 月: 81-122. “阴谋论与觉醒文化 ：殊途同归的美国两极政治” ,《洗脑 ：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宋永毅、夏明编，美国华忆出版社，2023 ：407-449。
说起来新左派，在2003年左右，我曾经参加过几次乌有之乡的活动，很多人都非常崇拜毛，有的时候也有人会提出不同看法，发生非常激烈的辩论。关于毛在文革中的过错，很多人不认为毛有过错，他们认为毛那时候已经没有实权，错误都是其他人犯的。他们所说的“他们”，主要是指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现在想起来，有点阴谋论的感觉。不过无论是谁的责任，不都是这个党政府的责任吗，又没有第二个党政府。